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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瑞秋为最后27位活着的中国慰安妇记录了证言新莆京:,六七十名日军

有些不堪受辱的则选择自尽,这个时候自尽已经成为他们最幸福的解脱了。想想真可笑,死亡居然成了最大的解脱,但这个情况对当时而言,确实如此。

战争的幸存者回忆,凡是日军侵略过的地方,不论是城市亦或是乡村,只要有日军的地方就是生灵涂炭,三光政策极大的满足了他们掠夺的兽欲。被抓到的人只能乖乖服从他们的安排,只要有以一点反抗,便会遭到更进一步非人的虐待。反抗再厉害一点的,直接被枪杀也不是少有的事。被抓到的群众,男的被安排到前线挖战壕,吃枪子,女的被分配到日军不同的据点充当慰安妇,可怕的使,每个据点的慰安妇都供不应求,他们一天之内往往被安排“接待”六七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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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殇》几乎是关于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纪实作品的终结之作。书中的27位女性,年纪最大的符桂英95岁,最小的刘凤孩也已85岁。她们都老了,这些记忆终将随着她们成为历史。

新莆京 2慰安妇
“您拿过枪打过日本鬼子吗?”
沉默的林爱兰挺了挺身子,满脸的皱纹瞬间舒展开来,她一边提高音调描述,一边用双手不断变换出背枪、瞄准和扫射的动作,看得出来,当时她使用的是一把长枪。
86岁高龄的林爱兰已不能走路,她每天坐在门口的塑料椅子上,看着身前她养的五条狗走来走去,在破败不堪的屋里,墙上的一副对联格外鲜艳:万事如意运气好,百福临门家业兴。
倘若林爱兰能识字,每次看到这副对联只会平添悲伤,因为对于她来说,这样的愿望和她的遭遇有着天壤之别。大约70年前,林爱兰战场被俘,在遭遇严刑拷打的同时,正值青春年华的她沦为了日军的“慰安妇”,长期处于非人的、奴隶般的生活之下,身心受到极大摧残,这样的“坏运气”影响了她的一生,逃离日军魔窟后,由于失去了生育能力,林爱兰终身未嫁孤苦伶仃,家业兴旺只是一种奢望。
根据“慰安妇”问题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的调查,林爱兰是已知的、整个亚洲唯一一名沦为“慰安妇”的抗日女战士幸存者。苏教授还表示,海南是发现“慰安妇”幸存者最多的区域,到目前为止,全国的幸存者共有28名,其中海南就有15位。
1939年日军开始入侵海南,作为进攻东南亚的重要基地,日军在此大量驻军,并于第二年陆续占领海南的大部分县城和乡镇,并在交通要道、重要村庄建立起军事营地和军事据点,到1941年共有据点360余处,日军围绕这些据点实施蚕食、扫荡。在这些星罗棋布的营地、据点中,大多配备“慰安妇”。日军设立的慰安所遍布全岛,先后逼迫当地汉族、黎族、苗族等各族妇女,以及大陆、台湾地区抓过去的同胞充当“慰安妇”,人数在万人以上,于此同时,日本、朝鲜等国的妇女也被征用到海南。
走近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对剖析二战时期日军的“慰安妇”制度和其对亚洲妇女的残酷迫害有举足轻重的作用。9月初,早报记者踏入海南的偏僻山村,寻访幸存的“慰安妇”受害者,打开那段尘封的历史。
女战士的血泪青春
回忆那段峥嵘岁月,林爱兰神采飞扬,她说当年的战场就在海口附近,和敌人进行了殊死枪战。
从海口一直往西南方向乘车80公里就是临高县,再往南40公里,穿越郁郁葱葱的橡胶林和一眼看不到边的香蕉地,来到南宝镇,在这座人烟稀少、安静封闭的小镇,尘封了一段残暴的历史。
1925年林爱兰出生在临高县南宝镇,她的家就在镇政府附近,在高耸的椰子树下,房子看上去格外矮小,厨房里只有一小堆柴火和几个塑料桶,房间里只有一张残破的木桌,上面摆放着一台小电视机和一些瓶瓶罐罐,墙壁到处是乌黑的斑迹,没有修缮的屋顶还渗着水。
林爱兰的父亲是赤脚医生,她是家中独女,全家靠行医务农谋生,日军的到来改变了一切。她的母亲在一次日军扫荡中被日本人杀死,扔到了河边,一直找不到尸骨,当时林爱兰只有十四五岁,其后父亲也不知所终。1942年12月,林爱兰自愿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当地的抗日女战士。
虽然已风烛残年、满脸皱纹,但坐在椅子上的林爱兰仍显得优雅、娴静,高挑的身材、白皙的皮肤,依稀能看到60多年前的飒爽英姿,当被人夸年轻的时候很漂亮时,她呵呵一笑,点头示意。回忆那段峥嵘岁月,林爱兰显得神采飞扬,她说当年的战场就在海口附近,和敌人进行了殊死枪战,她一边提高音调描述,一边用双手不断变换出背枪、瞄准和扫射的动作,随后,林爱兰低下头,拿下发箍,扒开整齐的满头白发,头皮上露出一道伤疤,这是一场战斗后留下的,日本士兵的一颗子弹从林爱兰的额头上方穿过,划破头皮,当时鲜血直流,由于战斗激烈,其他战友无暇顾及受伤的林爱兰,她只能自己采药包扎。林爱兰已经记不起战斗的具体地址,但依然记得战斗的部队,回忆的过程中,她多次提到“马白山”。
马白山(1907-1992年),海南澄迈人,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游击队独立纵队参谋长、支队长,解放后任海南军区副司令员,少将军衔。
有战斗就有牺牲,只是林爱兰似乎更加不幸,被俘后她被关进了日军的据点,日军用木头塞住她的嘴巴,双手吊起,“往死里打”。更为残暴的是,晚上日军奸淫了她,由于极力反抗,她的右大腿筋骨被日本士兵打断,造成她至今残废,不能正常行走。当时的林爱兰还不到20岁,惨无人道的“慰安妇”经历持续了半年,经人营救,林爱兰逃离了日军据点,却永远丧失了生育能力。
皇桐镇距离南宝镇约60公里,为临高东大门,交通十分便利,地势低平、土地肥沃、水源丰富,60多年前,侵华日军在此设立据点。由于日军据点距离皇桐村不到1000米,村民长期生活在日军的阴影下,村里的王玉开和符桂英阿婆屈辱的度过了漫长的战争时期和更为漫长的战后时光。
88岁的王玉开,16岁嫁到皇桐村,与丈夫订的是娃娃亲,很多人都说她年轻时很漂亮;92岁的符桂英19岁时因丈夫去世改嫁到皇桐村,勤劳贤惠。原本生活在这个丛林中的她们平静、祥和,但日军带来了挥之不去的梦魇。
王玉开的灾难从一次日军的扫荡开始。那天,王玉开和丈夫正在做饭,一群日军闯了进来,丈夫很快被抓走,并在门口被日军用绳子绑着手脚,甩来甩去,“全身是血,奄奄一息”,王玉开则在厨房被三四名日本士兵团团围住,随后被轮奸,门口的丈夫更是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侮辱。日本士兵离开后,王玉开一直大哭,此时她看到隔壁房间的婆婆出来,她上前质问为什么不救她,婆婆一直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王玉开分明看到婆婆点着香在房间祈祷。
同村的符桂英年长几岁,同样也没能逃脱灾难。日军到来后,她的丈夫被日本士兵抓到矿山干苦力,第二天,因为担心丈夫,符桂英来到村口的日军据点看望,后来又被汉奸诱引到据点门口,三四个日军士兵直接将其抓进据点,将其奸淫了两个昼夜。
根据两位阿婆回忆,为了建炮台等军事设施,日本士兵经常要人到据点干活。一到晚上,日军士兵就要留下一些妇女过夜,长相貌美的王玉开几乎每次都难逃厄运。这些妇女要挑水给日军士兵冲凉,“他们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洗好了看到谁漂亮就强奸谁”,深陷魔窟的妇女难见天日,如果保长不来求情,她们就要一直呆在据点任人折磨。符桂英说保长虽然对她们不打不骂,但“干了不少坏事”,因为保长的后代还在村里生活,符桂英不愿提及更多。
她们都试图逃跑,王玉开说有一次趁挑水的机会逃回了娘家,但发现娘家这边驻扎了更多日军,她再次被抓,“不知道要跑哪里去”,王玉开的父母还因此被毒打。
一枚珍藏的纪念章
除了养女,林爱兰最珍惜的就是一枚纪念章,冬天,她藏进贴身口袋,夏天,她放在盒子中,只要有人来看望她,她就要别上它。
逃离魔窟的林爱兰没有自暴自弃,经过较长时间的休养后,她带着悲愤和屈辱再次回到抗日根据地,继续参加革命,由于身体残疾,她更多的参与了后方工作,开始医护工作,此后,部队去哪里她就去哪里。战后,林爱兰回到了松梅村,成为了一名医生,靠采集一些中草药为生。战争已经结束,但林爱兰的痛苦并没有结束,反而与日俱增。
虽然战后有很多年轻人追求过林爱兰,但她一直没结婚,她说参加革命时没想过,后来被日本人折磨得不能生育,也就不考虑了。林爱兰东奔西跑,到处采药做买卖,她试图通过忙碌来忘却痛苦,然而她始终无法摆脱,“现在还是经常想起。”坚强的林爱兰最终还是哽咽了,她抹去眼泪,不停摇头。现在她养了五条狗,以前还养过五只猫。
林爱兰陆陆续续领养了不下3个女孩,都是村里人或者医院遗弃的,由于条件艰苦,孩子都没有养活。1989年,60多岁的林爱兰又抱养了一个刚出生的女婴,由于婴儿太小,很多邻居都说这孩子养不活,劝她不要折腾了。林爱兰还是没有放弃,经过她的精心呵护和邻居的资助,这个弃婴活了下来,渐渐长大,林爱兰给她取名“林宝香”。
除了养女,林爱兰最珍惜的就是一枚纪念章,冬天的时候,她藏进贴身口袋,夏天的时候,她放在盒子中,只要有人来看望她,她就要别上这枚纪念章。
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05年,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国所有健在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日将领或其遗属颁发这枚纪念章,当年,县里的工作人员把它送到了林爱兰的手中。
林爱兰经常盯着这枚纪念章,有光荣也有屈辱。她说每次想起往事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她就宽慰自己,以前那么艰难的日子都撑下来了,现在为什么不活下去,想到母亲战时被杀害,她觉得自己坚持到解放后也值了,她相信明天会更好。
几十年后日本人又来了
如今,走进王玉开和符桂英的家中,除了日军留下的沉重阴影,还有日本人带来的救赎。
王玉开和符桂英的噩梦一直持续了数年,直到日本投降。战后王玉开和符桂英都丧失了生育能力,她们的丈夫也相继离开,提及日本,她们咬牙切齿,但她们都选择了把屈辱埋在心里。虽然她们都领养了女儿,但仍无法排解没有生育的痛苦,偶尔还有人无视她们的痛苦,说“日本人跟她睡过”。70多年过去了,她们仍双脚发抖,双手捂住胸口,她们的声音沙哑、缓慢,低到不知道她在说话,“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过来了”,王玉开觉得自己的一生很倒霉,符桂英则说每次想起往事就不想活了。
在王玉开简陋的家中,除了一张床、一架风车和几张凳子,还能找到来自日本的药品、电器和一本相册,相册里有很多日本女孩和她的合影,阿婆慈祥安宁,女孩笑靥如花,其乐融融。邻居说经常有日本女孩来这里看王阿婆,有时候很多人,有时候一个人,一个叫做麻衣的女孩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和阿婆同吃同住好几天,她们会带来一些礼物,为阿婆按摩。痛恨日本兵的王阿婆提到她们就露出笑容。她不清楚这些日本女孩是做什么的,为何而来,但觉得她们很好,这成了王阿婆晚年最大的安慰和幸福。
邻居翻出一名日本女孩2009年发来的中文短信:能够遇见你们,我感到很幸福,与你们一起度过的时间真的很开心,我深知我们相遇相知的真正意义所在,所以我无法只是呆在日本不动声色,我们之所以会相遇是因为那些痛苦的记忆,我会让周围的人了解奶奶的痛苦,决不能让这种事情再重演。
在符桂英阿婆的家中,同样有一封来自日本国际友人的慰问信,这封落款时间为2006年5月16日的信,以“献给超越苦难的历史的母亲”为结尾,信中写道:“这样惨烈的战争究竟缘何引起。同时,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同样的战争,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
令人堪忧的生存现状
这些幸存者平均年龄在85岁以上,大多生活在偏僻的山间农村,都没经济收入,多数依靠子女或养子女的赡养维持生活。
这些幸存者虽年事已高,但仍思维敏捷,对帮助过她们的人如数家珍,“上海的、南京的、北京的、香港的、海南的……”有的甚至还能叫出名字,尽管很多人是10多年前来过。
今年1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两名成员前往海南澄迈、临高两县探望7位日军“慰安妇”幸存者,对7位阿婆抗战后尤其是近20年的生存状况做田野调查,赵青青就是其中之一,她用“令人堪忧”形容幸存者的生存现状。
根据赵青青的田野调查,这些幸存者平均在85岁以上,都没经济收入,多数依靠子女或者养子女的赡养维持生活。一位年过八旬的阿婆,因为儿子去世,只能靠养猪、割胶独自抚养孙子。这些阿婆多为独居,房屋年久失修,有的用塑料雨披挡雨遮风,她们家中除了照明设施,其他现代化设施几不可见,老人们就睡在几块木板搭起的简易床上。
“她们晚年陷入孤苦潦倒的凄凉境地,精神上仍承受世俗偏见,这些伤痛我们难以想象。”苏智良说。
如今,林爱兰的女儿林宝香已经成家并有了身孕,预产期就在“九一八”事变爆发80周年纪念日的后四天;王玉开终日躺在床上,低声呻吟,辗转反侧;坐在高高的椰子树下的符桂英茫然望着四周,她们在回首那不堪回首的过去,她们又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原标题:二战中最可悲的人,一天接待上百人,连死都是奢望!

直至今日,中国的国力正不断增强,我们国家有足够的实力保护每一位中国公民,在这安稳的国家内,我们有充分的只有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我们应时刻铭记,这都是我们无数先辈,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珍爱和平,远离战争。

刘改连老人在回忆那段屈辱的历史。现年97岁的刘改连老人,家住山西省阳曲县。1943年12月,22岁的刘改连被扫荡的日军抓到据点蹂躏,后来家里付了大洋才把她赎回来。

  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在日本14年的侵华战争期间,大约有75%的亚洲慰安妇死于日军蹂躏,人数约30万,相当于一次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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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是因为它被太多的东西所记录和承载着,人们的代代相传,文字的代代描述,到近代的照片及影片记录。他让我们还原哪个时代的喜怒哀乐,让我们了解到每一个时代的繁华与屈辱,更让我们铭记我们时刻是一位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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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已经68岁的罗善学一辈子没结婚,“人家不愿意嫁给我,穷,名誉不好听”。他也永远无法知道带给他屈辱的父亲是谁。从小遭受全村人嘲笑和辱骂的罗善学曾在15岁那年问大伯爷:“村里人为什么骂我日本仔?”大伯爷回答:“你妈妈被日本人欺负过。”罗善学说:“你们可以在山上用大石头滚日本人嘛!”大伯爷说:“你还没滚石头,他老远就把你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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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兰娥老人在家中休息。任兰娥老人于2016年7月1日去世,享年85岁。任兰娥老人,家住山西省武乡县故城村。1944年8月的一天,任兰娥在家中惨遭日军蹂躏,随后和村里20多人一起被抓到据点的炮楼,一个多月后,任兰娥的哥哥偷偷溜进日军据点,把她背回了家。

  2013年7月9日,段瑞秋在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遇到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苏智良告诉她:“中国还有20多位受害老人活着,你要想采访她们,就要快!每几个月就会有人去世,她们已经太老、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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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被营救出来的只有一少部分人。但被营救出来的大部分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每逢谈起过去,总是情绪激动,说话都不流畅,更有甚者直接落下了泪水。如今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少部分尚且存活着的人,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受害者,等不到沉冤昭雪的那一天。

20世纪30年代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军队在亚洲国家先后强征数十万妇女,并将她们送入所谓的“慰安所”。这段被日军肆意凌辱的悲惨经历,成为受害人一生都难以抚平的伤口。她们的苦难与屈辱未因战争的终结而结束。日本政府至今不承认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国家责任,始终否认“强迫性”。随着岁月流逝,其中许多人在痛苦煎熬中相继离世,最终也没有等到一句道歉。
真相,不会湮灭;历史,永不凋零。新华社记者历经多年,先后在山西寻访多位“慰安妇”受害者,走近她们的生活,记录下这段不容忘却的伤痛,为史留证。
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罗善学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当和尚”。段瑞秋不忍心告诉他,纪念馆不是寺庙,不可能收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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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不堪受辱的则选择自尽,这个时候自尽已经成为他们最幸福的解脱了。想想真可笑,死亡居然成了最大的解脱,但这个情况对当时而言,确实如此。

骈焕英老人在家中休息。现年90岁的骈焕英老人是山西省沁县暖泉村人。1942年秋天,年仅14岁的骈焕英被日军抓到据点蹂躏,20多天后在亲戚的帮助下回了家。几个月后,骈焕英再次被日军抓走,后在亲戚帮助下逃出“魔窟”。一段时间后,骈焕英又被抓走,再次回家后一段时间,骈焕英第四次被抓到据点遭受凌辱。

  荔浦的瑶族姑娘韦绍兰今年90岁,她年轻过,唇红齿白,勤劳贤惠,日军的到来终结了这一切。虽然她最终逃出了日军据点,但从此村里的人厌恶地称她为“日本兵沾过的女人”,而她竟然还生下了一个“日本仔”罗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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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17岁的王志凤是在回家路上被两个日本兵抓走的,从此陷入地狱。受尽折磨后,还被拉去帮日军挖战壕。一天天热,口渴的王志凤向日本兵讨水喝。没想到这个士兵冲过来把她推到,疯狂地踢她右小腿的胫骨,那是一块仅有皮肤包裹的骨头!由于得不到任何医治,伤口很快感染、化脓、溃烂,至今仍留有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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