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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新莆京,马克思的生产与再生产理论是否只能在经济学的语境中展开呢

原标题:“两个和解”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及现实意义

当前,国内外学界主要侧重在经济学领域研究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事实上,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具有丰富的社会意义,集中表现在人的再生产、自然界的再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三个方面。探讨这一理论对我们当前正确认识和建构人与社会关系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以敏锐的问题意识,破解了时代难题,对所有制问题的关注贯穿于《资本论》写作的全过程。

  “两个和解”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是马克思、恩格斯较早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恩格斯最早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及这一观念;马克思随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这一思想并对之作了深入阐发。到了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又几乎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回归这个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把他早年关于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思想,进一步表述为通过人和人结成的共同体对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和结果的控制来实现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两个和解”:“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则明确指出,在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之后,人们就“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何不仅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初始阶段,就十分重视“两个和解”的思想,而且在他们思想发展的成熟时期,又再次回归这一思想?这一思想在他们的整体思想体系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在人与自然之间紧张和冲突关系愈演愈烈的今天其时代价值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不仅在理论上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体思想,而且在实践上对于我们正在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质疑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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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经济学语境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生产”和“再生产”理论无可非议,但是若只局限在这种语境中,必然会狭隘化地理解乃至曲解马克思理论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当代西方学者如海德格尔、阿伦特、鲍德里亚等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和批判马克思的生产和再生产理论。例如,海德格尔认为,当马克思谈到“改变世界”时,是指在生产关系中通过实践来改变,但是实践“这种理论将生产的概念塑造为对人的生产”,而“人的自身生产带来了自身毁灭的危险”。因为这种生产是以技术“支架”为基础,其所产生的人就是“隶属于生产的消费的人。这就是我们先时代的人”。阿伦特认为,尽管马克思把“劳动”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但“他所谓的劳动,和传统一致,是指生产维持生命体必需的物质的手段”。而鲍德里亚则把马克思的“劳动”限定在经济财富的“生产价值的理性活动”上,生产和再生产都被局限在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之境”中,并因此而试图打破马克思的所谓“生产之境”。面对当代西方学者的众多质疑,阐述马克思理论的丰富性,需要我们拓宽视野,从社会哲学的理论视角去发掘其中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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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根本目的是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这是他们一切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根本出发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毫无疑义地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视为人类解放、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但他们同时也发现,资本主义虽然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自由、解放和福音,而且还使人类所遭受的压迫和苦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增长得更快、更多和更普遍。

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新莆京,马克思的生产与再生产理论是否只能在经济学的语境中展开呢。那么,马克思的生产与再生产理论是否只能在经济学的语境中展开呢?显然不是。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的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可见,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强调“生产和再生产”理论并非用以说明“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

恩格斯曾说:“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这本书”就是马克思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资本论》。它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劳动价值等经济范畴和资本运行规律的考察,深刻揭示了“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旗帜鲜明地提出未来社会的目标——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实现人类解放指明了现实的前进道路。

发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显而易见的矛盾,绝非什么难事,但要找出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就不容易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国民经济学家,站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立场上,从不将资本主义带来的矛盾、危机、罪恶等归之于资本主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其开脱罪责,寻找替罪羔羊。在他们眼中,资本主义最符合人性,因而是永恒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都不是由它自身造成和带来的,而是另有原因。他们不去“检验国家各个前提本身”,不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而是“把自然界当作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与人相对立”。他们为资本主义找到的替罪羊是自然界,他们把人类社会存在着的一切罪恶包括贫困、疾病、战争和瘟疫统统归于自然原因。这些为资本主义开罪的学说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做的最为过分和最为荒谬。为了为资本主义辩护,马尔萨斯杜撰了一个所谓生活资料按算术级增长,人口的生育和繁衍按几何数增长的自然规律,并认为这一规律“是一切贫困和罪恶的原因。因此,在人多的地方,就应当用某种方法把他们消灭掉:或者用暴力将他们杀死,或者让他们饿死”。除了马尔萨斯,还有其他经济学理论如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学派也竭力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重商主义把贵金属视为财富的象征,由于自然界贵金属的稀缺而导致了人们对它的争夺,导致了人类的贫困、战争和苦难,在重商主义者眼中,金钱就是神,而自然界什么都不是;重农主义则把资本主义导致的灾祸归之于土地的稀缺和有限性,在重农主义者眼中,地产才是“唯一的”“主体本质”,而劳动是从属于地产的。总之,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各种理论都毫不掩饰地将人与人关系的恶化归之于自然界,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矛盾和冲突。

换言之,不应该仅仅从经济学的意义上去理解这一理论,而应该在超经济因素的“现实的生活的”社会领域中去理解它。

人类解放就是指人类不断去消灭现存状况、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经由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劳动解放和文化解放所创造的社会物质精神条件下,把握与超越外部自然限度,并通过全面颠覆资本逻辑,消除私有制,以自由人的联合体取代市民社会体系和国家,最终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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