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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多万犹太人就是在集中营中被残暴的法西斯分子虐杀的,囚室里摆放着当年囚犯们使用过的木床

有着西欧「奥斯威辛」之称的比利时布伦东克集中营位于布鲁塞尔以北20公里处,这里本是比利时在一战时期的一个防御工事,二战中成为纳粹德国的一个集中营,是关押、迫害和虐待犹太人及武装抵抗人员的人间地狱。集中营是一座低矮的灰色水泥建筑,走廊里灯光暗淡,阴冷潮湿,囚室里摆放着当年囚犯们使用过的木床。用钢筋封死的门窗和局促的空间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距普通囚室不远就是关押抵抗人员的隔离室。每间隔离室只有大约一平方米的活动空间和一块供晚上睡觉用的窄小木板。被隔离者白天不能坐卧,只能站立,并随时可能被拖到刑讯室拷问。

奥斯维辛主营的7号楼名义上是囚犯医院,实际上却是一个常常性地从囚犯中甄别挑选「特别处理」物件的转运站。在此被确定为需要「特别处理」者,除成批地输送到毒气室杀害外,大多数被零星地送进20号囚室,那里设有令非常多囚犯心惊肉跳的死刑注射室。

曝纳粹未被揭晓的秘密
纳粹集中用恐怖往事令人惊悚。当代的德国是一个工业强国,欧盟中的重要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有担当、有责任心,而75年前由德国发起的二战对犹太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建立了大量的集中营,关押犹太人,让我们通过下面的这篇文章来了解一下集中营的往事。

走廊尽头的刑讯室是一个窑洞似的房间,四面是墙,没有窗户,水泥地面上有个下水孔,据说是为了方便清洗刑讯后囚犯留出的鲜血。当时用来吊起犯人的绳索还在那里挂着,烫人用的烙铁和火炉也都摆放在原处。当年德国纳粹分子可以对囚犯使用任何他们想得到的酷刑。在对囚犯行刑时,刑讯室都是大门敞开,里面的声声惨叫可以传到200多米远的走廊尽头,让每个囚室中的人都能清晰地听到。纳粹分子在行刑时,一般还总是要让另一个囚犯等候在附近的狭小候审室里,好让他能够闻到火红的烙铁烫在人皮肤上的味道。

凡是到7号楼就诊的病人,一入院就被分成两大类:在纳粹医生看来,经短期治疗即可痊愈重新从事劳动者,编入一组,医生给他们进行真正的治疗。凡是医生以为需要经过长时间治疗方可痊愈者或难以治愈者,编入另一组,送到20号楼的「注射室」进行「治疗」。不过,医生的这种分类相当不科学,因为医生只要求病人脱光衣服,然后在他们身上扫上几眼,根本不进行任何诊断,连体温也不量。采用注射的方法对病人进行「特别处理」,逐个被带进死刑注射室,由党卫军的医生们给他们进行静脉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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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集中营里的囚犯都要被强迫劳动。纳粹分子强迫他们将30多万立方米的泥土用小车从集中营里运到护城河外的河堤上,而劳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摧残囚犯们的肉体。在1940年至1944年的4年间,这里关押的3500多人中有164人被枪杀、21人被绞死,约100人被折磨致死。而被转运到其他集中营的人也至少有一半没能看到德国投降的日子。

注射用的药剂是30%的苯酚溶液,剂量为致死的10—12厘克。他们改进了杀人技术,用带有超长针头的注射器,刺入受害者的心脏部位进行苯酚注射。从此,接受注射者进入注射室后,就被按在类似牙科手术椅的注射专用椅上,由两名囚犯护士把他的双手分别摁在椅子扶手上,另一个护士用毛巾蒙住他的眼睛,并用力固定住他的头,这时,党卫军医生走过来,将长针用力刺进受害者的心脏,再把针剂推进去。受害者马上就失去知觉,不到一分钟就断气了。注射室的负责人是集中营医官、党卫军少校弗里德里希·恩特莱斯博士。他曾在4天内,用长针注射的手法杀死了300多个病人。平日给病人进行长针注射的主要是两名党卫军医士、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小队长尤塞夫·克莱尔和赫伯特·舍尔拜,辅以三四名德国、波兰的囚犯医生。酷好长针注射的党卫军医士克莱尔,经常以为医生们挑选出来接受注射的病人太少。

德国纳粹恐怖的集中营往事

2003年,比利时国防部花巨资对这座集中营旧址进行了修缮,目的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惨痛的历史.

因而,他在处死所有的由医生们认定应处死的病人之后,还常常到医院去,亲自从候诊的病人群中再次挑选注射物件,纵然那些仅仅受了轻伤的病人,也大概被他挑中。来自维也纳的犹太人赫波尔,仅仅因为腹部存在一条切除盲肠留下的疤痕,就被克莱尔送去进行死亡注射。他自个亲口供认的数字即达1200多人。这种残酷的治疗,使病人把医院视为畏途,他们有时宁可病死,也不愿登医院的大门。1942年7月到1943年2月,是死亡注射的高峰期。每日上午,当班的纳粹医生都要到医院和各个囚室挑选体弱多病的男女囚犯,少时20多人,多时120多人,而且不容拖延,当天必须到20号楼或13号楼的注射室进行注射。为此,集中营药房遵照医生们的要求,每隔几天就要往注射室输送苯酚,每次5—6磅,而对每个病人的注射致死量不过几十毫升。

战争永远是一个黑色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是其中沉重的一笔,而纳粹德国建立的各种臭名昭着的集中营承载了太多的死亡,600多万犹太人就是在集中营中被残暴的法西斯分子虐杀的。

据被迫在比克瑙分营医院担任门格尔医生助手的匈牙利囚犯医生尼斯利揭发,奥斯维辛的刽子手们还有一种常常性的杀人方法:每日晚上挑出70名失去劳动能力的女囚,命令她们逐个脱衣走进诊室进行「体格检查」。她们刚一走进房间,刽子手就用大口径手枪向她们的后脑射击,一枪即可毕命。被这种方法杀害的妇女足有数万人。

4月18日,德国将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遗址举行解放集中营60周年纪念活动。集中营那段痛苦记忆给很多幸存者留下了终身的后遗症,一些人看到狗就恐怖不已,因为想起了纳粹德军手中牵着的猎犬;有些人一到人多拥挤的地方就浑身直哆嗦,当年在集中营中经常是一大堆囚犯挤在一个小地方接受苦役。

对于企图逃跑的囚犯和犯有大过的囚犯,则有常常性的枪决和绞刑在期待着他们。

如今,整整60年过去了,在世的集中营幸存者都已是耄耋老人,且已为数不多。随着岁月的推移,他们越来越担心,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将会随着他们的离去而变得模糊,甚至被遗忘。
本版文字:曾融

对于犯了重罪的囚犯,不分男女,则使用活活烧死的残忍手段。1943年,一个在比克瑙焚尸场工作的捷克籍囚犯泽林斯基,因为向一个进脱衣室的朋友之妻吐露了毒气室的真相,结果非但未能解救这位女士,自个也被五花大绑地抛入焚尸炉。1944年,一位试图逃跑又被抓回的波兰女囚,在自杀未遂后,仍被丢入炉火中化为灰烬。

4月15日,100多名白发苍苍的幸存者来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遗址纪念馆,献上一束束鲜花,在静默的哀悼中怀念被折磨致死的同伴,同时纪念盟军解放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60周年。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其中有以色列、加拿大、法国、波兰、美国和俄罗斯。

总计被纳粹用毒气以外手段杀害的各国居民在60万人以上。奥斯维辛已成为160万—200万欧洲各国人民的坟墓。1945年1月27日,当苏军解放奥斯维辛主营和两个分营时,总共只有7600名囚犯还活着(其中比克瑙分营5000人,内3000多人是女囚),而且其中不少人已奄奄一息。这无疑可以载入吉尼斯纪录。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位于德国北部汉诺威附近,从1940年建立到1945年4月,7万多人在这里被法西斯迫害致死。在该集中营,除了纳粹分子的毒气室外,疾病和饥饿也是脆弱生命的威胁。盟军解放这里之前,数万人死于饥饿和斑疹伤寒,其中就有《安妮日记》的作者安妮·弗兰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这里的囚犯因饥饿而食人,他们靠分食死亡难友的大腿肉度日。

入营劳动——缓期执行的死刑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建立之初,主要用于关押法国和比利时的战俘。后来,大批的犹太人被押送至此。设计容量为1万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关押达7万人。

当然,奥斯维辛集中营不同于特列布林卡那种绝对意义的灭绝营,它在大量灭绝犹太人的同时,又暂时留下为数不少的犹太人服苦役,当牛做马,允许他们筋疲力尽后自然地死去。每当新来到一批囚犯,党卫军的医生也会赶到火车站台上,对他们进行挑选:适合从事繁重劳动的青壮年男女被挑出来排成一队,走向劳役营,经过剃发和消毒、刺上囚犯号码后,发给囚衣入营劳动。而老人、15岁以下的儿童、孕妇、病人、残疾者则排成另一队,走向毒气室内被消灭。

据统计,从1940年建立到1945年4月,这里被害死的人数高达7万,纳粹用推土机将尸体推入万人坑掩埋。1945年4月15日,当英军士兵解放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时,看到的是遍地的尸体,骨瘦如柴的囚犯。

被选中准予入营参加劳动者,一般均低于被送往毒气室处死的人数,前者通常只占抵达者总数的1/4到1/3,有时甚至只有1/10左右。纳粹医生对女性劳动能力的要求通常高于男性,有时纵然是年富力强的少妇,只要拖儿带女,就会被以为不适合劳动,而被医生赶进走向死亡的伫列。纵然被纳粹医生送进劳役营,也不意味着绝对安全:医生们一般每月一次到劳役营内进行抽查,发现了因超负荷劳动而体质显著下降者,就随时把这些人带走,补充到下一批走向毒气室的人群中。

有人回忆说:“人们曾问我,哪里更糟糕,贝尔森还是奥斯威辛。它们真的完全不同。奥斯威辛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地方。在贝尔根-贝尔森,他们不需要任何功能,你就听天由命地活着。没有食物,到处是疾病,后来又是死亡行军。”

被纳粹医生准许入营充当奴隶者,过的完全是一种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无怪乎集中营的传令官、党卫军上尉弗利奇(不久以后晋升为主营副司令官)在向新进入劳动营的囚犯们致「欢迎词」时,毫不掩饰地向他们交底:在集中营的生活条件下,「犹太人最多可以活一个月,其他人最多可以活三个月……你们想离开这个地方,那只有一条路,就是从焚尸场的大烟囱中飞上天」。

1933年,迫于德国法西斯的迫害,安妮全家便迁居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1942年5月,占领荷兰的德军要求所有6岁以上的犹太人必须在左前胸缝上一种标记,一场大迫害就要开始了。同年7月6日,安妮一家藏进了普林森格拉赫特街263号楼后的“密室”。1942年6月,13岁的安妮开始写日记。一个月后,她和家人一起躲进了“密室”。在两年的时间里,安妮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日记。她常常在日记本中贴上一些旧照、明信片和画片等,在一旁写下说明。

由于女囚的生活、劳动条件通常比男子更差,故此女囚的情况更具有代表性。1943年1月27日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国女政治犯克勒德·瓦扬-古久里,两年半以后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所作的证词,足以勾勒出女囚在该营中的悲惨遭遇:「我是与230名法国妇女同车被押往该地的……230个人当中,只有49人在战后重返法国。一位67岁的老太太,入营4天就因不堪折磨而死去。一位女歌唱家,因为安装了一条假腿,在进行挑选时,立刻被纳粹医生驱赶进毒气室。还有一名年仅16岁的女学生,也非常快被摧残致死……到了比克瑙分营,我们被带去进行消毒。我们都被剃光头发,在前臂上刺上囚犯编号;随后又去洗浴,先洗蒸汽浴,再洗冷水澡。当着男女党卫军的面,我们都必须脱得一丝不挂,然后给我们分发了肮脏的破旧衣服,一条粗毛纺的麻袋片似的裙子和一件粗质料的上衣。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1944年3月29日,安妮从广播上听到,荷兰政府打算战后把人们的信和日记搜集在一起出版,她就有了当记者或者作家的梦想。这一年的5月11日,她在日记中写道,战后她将出一本书,书名就叫《密室》。但安妮没有见到自己梦想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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