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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人物生平 少时留学 1887年,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

1922年与胡适等人创办了《努力周报》,发表大量文章力促“好人”出来从政。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他果决地声明:“要认定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1929年春负责对西南诸省的地质调查,并开始兼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1931年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

丁文江一生中曾多次成年累月地在野外奔波劳碌,搜罗第一手材料,从而著书立说。他早年带领学生实地考察时,就力倡“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之准则。他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典范。

十、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与大上海计划

1915年5月27日,因章鸿钊“奉派调查皖省铁矿”,丁文江被任命为地质研究所代理所长。[27]据现有资料,我们知道丁文江任代理所长期间的活动有:6月16日,丁文江呈文农商部,报告地质研究所将于本月21日至30日考试,7月1日起放暑假,9月10日开学。7月19日,丁文江呈文农商部,报告地质研究所第二学年年终考试成绩。考试科目为:地史学、古生物学、高等矿物学、岩石学、地质学、分析化学、德文、植物、测量图画。“除学生陈树屏、张蕙、李捷、祁锡祉、杨培纶、唐在勤等其平均分数皆在60分以下,其余学生尚称热心向学,性行无疵。”该所遂“择成绩最优,平均分数在80分以上者,每人授以仪器一付,责其分赴直省各煤铁矿附近,单独调查,详细测量,以为毕业成绩。”其余成绩在60分以上者,三二人为一组,于暑假中在所居地附近练习,来年春再从事毕业报告。60分以下者,旅费自备。[28]而这年的6月,地质研究所也由景山东街马神庙北京大学预科旧址,移至西城丰盛胡同原北京师范学校旧址。

1913年2月再次赴北京、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其后不久,与章鸿钊等创办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培养地质人才,并任所长,1914年辞去所长职务,再度于1914年2月至1915年1月赴云南进行野外调查。

(历史

六、为国家建设培育人才

为取得第一手材料,丁文江力倡“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之准则,并身体力行。即使条件恶劣,也丝毫不放松。丁文江的实地工作,不但是不辞劳苦,而且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工作方法。翁文灏曾对这种方法加以总结:

1917年丁文江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列席巴黎和会。丁文江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建议聘请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及当时在英留学的李四光到该校任教。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一度消沉的丁文江深受刺激,再度振作起来,又与胡适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然而历经近十年的风雨坎坷后,他们心境已变,了无当年创办《努力周报》时急欲实际从政的热情与信心,仅希望“不倚傍任何党派”以“独立”的身份评论政治。丁文江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又对“天下事”广发议论。在《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中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俨然一位军事学家;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但这,仍是一厢情愿。

十一、丁文江之死

“奋斗的精神,合作的态度,眼光的远大,领导的成功”,这是黄汲清对丁文江等先驱的评价。[74]这种评价,主要展示的是丁氏等人的人格魅力。在艰辛的初创时期,丁文江只是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而绝无竟尚私心,阿私朋好。他曾这样评论他的同事:“……而卒能稍有成绩者,鼓吹有张君轶欧,教育有章君鸿钊,组织有翁君文灏”[75]——不邀功、不掠美如此。因此,丁文江留给我们在人格方面的精神财富,同他在地质科学方面的贡献,一样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1921年丁文江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后,兼任名誉所长,担任北票煤矿总经理。

1911年9月应京师学部留学生考试,他与中国早期地质事业创始人章鸿钊相识。

三、从日本到英国康有为相助

1、1911年滇、黔之旅,属普通旅行性质,关于地质学的记录很少。2、1913年11月中旬到12月下旬,会同梭尔格、王锡宾等调查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并填绘二十万分之一地质图。是为中国人自行调查地质之始,也是国人最早的区域地质调查。3、1914年初至1915年初,单独去云南、四川、贵州调查地质。这是1922年以前丁氏最主要的地质调查。由于工作方法严密,所以科学上的发现很多。综其西南之行,研究重点为东川铜矿、个旧锡矿、宣威煤矿;曾作有路线地质图多幅,表示地层及地质构造,并特别研究寒武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及二叠纪地层,采集标本化石及野外记录十分丰富。其中,《云南个旧附近地质矿物报告》则由尹赞勋整理,作为《地质专报》乙种第10号,于1937年出版。[55]。5、1915年春,丁文江经北京西山斋堂赴直隶、山西间的蔚县、广灵、阳原一带调查煤田地质,归作《直隶山西间蔚县广灵阳原煤田报告》。6、1915年下半年三次带领学生在京郊实习,前文已述。7、1915年11月13——23日,与翁文灏率17名学生赴山东,曾到泰山和徂徕山一带。8、1915年底至1916年初皖南浙西之行,此行对皖浙边境地质颇有贡献,结果记载在《扬子江下游之地质》一书中。9、1917年春河南六合沟之行。10、1917年春湖南江西之行,此行主要目的在调查萍乡煤田和上株岭铁矿,关于后者丁文江有简报在《中国铁矿志》发表。11、1917年,调查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扬子江下游地质。

1907-1911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动物学及地质学,获双学士。

1913年2月再次赴北京、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其后不久,与章鸿钊等创办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培养地质人才,并任所长,1914年辞去所长职务,再度于1914年2月至1915年1月赴云南进行野外调查。

四、留学7年在英国

从1912到1922年,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初创时期、奠基时期。在这一时期,最早为我国培养出第一批地质调查、研究人才的地质教育机构——地质研究所成功创办;在这一时期,我国最早的地质调查机构、也是最早的科学研究机关——地质调查所建立;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地质学界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学术团体——中国地质学会创立。此外,在这一时期,以丁文江为首的地质学界先驱们的很多活动,包括调查事业的规划、国际间的交流与协作以及学术风气的培育等,都是有开拓性的,到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其间,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三位先驱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而丁文江的作用尤为突出;可以说,丁文江是中国地质事业最主要的创始人。这一认知,在民国时期是得到公认的。章鸿钊在回顾中国地质事业的艰难缔造过程时,说:“……回想到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时候,便不得不推丁先生为第一人了”。[1]翁文灏说:“是中国地质学界中第一个猎人”;[2]葛利普说:“建造中国地质学之基础,及擘画其发展之途径,丁文江博士实具最大之功绩”;[3]杨钟健说:“推动中国的地质学最力的”,是“丁文江先生”。[4]但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丁文江的这种作用和地位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定,反而在很多时候还遭到歪曲。甚至,现在很多地学界的人都不知道丁文江的名字了。在丁文江以身殉职70周年来临之际,笔者搜集到有关材料,撰写了这篇文章。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一度消沉的丁文江深受刺激,再度振作起来,又与胡适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然而历经近十年的风雨坎坷后,他们心境已变,了无当年创办《努力周报》时急欲实际从政的热情与信心,仅希望“不倚傍任何党派”以“独立”的身份评论政治。丁文江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又对“天下事”广发议论。在《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中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俨然一位军事学家;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但这,仍是一厢情愿。

丁文江为中国地质学会创立会员,1922年1月在北京西城兵马司9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1923年当选第二届会长。

丁文江大事年表

丁文江1887年出生于江苏泰兴一个书香世家,1902年秋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夏,由日本远渡重洋前往英国。1906年秋在剑桥大学学习。1907-1911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动物学及地质学,获双学士。1911年5月离英回国,回国后在滇、黔等省调查地质矿产。图片 1

后来,丁文江又回忆说:

中文名:丁文江

工作经历

丁文江

1911-1912年在上海南洋中学讲授生理学、英语、化学等课程,并编着动物学教科书。丁文江从事地质事业自与章鸿钊相识始。1911年9月应京师学部留学生考试,他与中国早期地质事业创始人章鸿钊相识。1913年2月再次赴北京、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其后不久,与章鸿钊等创办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培养地质人才,并任所长,1914年辞去所长职务,再度于1914年2月至1915年1月赴云南进行野外调查。1916年他与章鸿钊、翁文灏一起组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担任所长。1917年丁文江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列席巴黎和会。丁文江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建议聘请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及当时在英留学的李四光到该校任教。1921年丁文江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后,兼任名誉所长,担任北票煤矿总经理。1922年与胡适等人创办了《努力周报》,发表大量文章力促“好人”出来从政。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他果决地声明:“要认定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1929年春负责对西南诸省的地质调查,并开始兼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1931年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1933年6月丁文江离上海赴华盛顿出席第16届国际地质大会,与葛利普、德日进同行。其后再次到欧洲考察,9至10月访问苏联。“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一度消沉的丁文江深受刺激,再度振作起来,又与胡适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然而历经近十年的风雨坎坷后,他们心境已变,了无当年创办《努力周报》时急欲实际从政的热情与信心,仅希望“不倚傍任何党派”以“独立”的身份评论政治。丁文江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又对“天下事”广发议论。在《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中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俨然一位军事学家;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但这,仍是一厢情愿。丁文江在创办及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期间,非常重视野外地质调查、提倡出版物的系列化、积极与矿冶界协作和配合,并热心地质陈列馆及图书馆的建设。他担任《中国古生物志》主编长达15年,在地学界极有影响。丁文江为中国地质学会创立会员,1922年1月在北京西城兵马司9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1923年当选第二届会长。丁文江一生中曾多次成年累月地在野外奔波劳碌,搜罗第一手材料,从而着书立说。他早年带领学生实地考察时,就力倡“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之准则。他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典范。1913年,丁文江与F.梭尔格、王锡宾一同调查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很有收获。首先,他给“太行山”下了个新的地理学上的定义,认为从河南济源至河北阜平这段近乎南北向的山脉才是真正的太行山,而从阜平至山海关这段近乎东西向的山脉则应叫“燕山”。其次,他指出,传统地理学往往把山脉当做大河之分水岭,而山西若干大河,如唐河、滹沱河、漳河等都穿太行山而流到河北,这就打破了“两山之间必有水,两水之间必有山”的习惯观念。再次,他对洋人调查中国地质之结论绝不轻信盲从,而是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如德国人李希霍芬上世纪曾盲目乐观地妄言:“山西真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照现在世界的销路来说,山西可以单独供给全世界几千年”。丁文江实地工作后发现,山西的煤的确很多,而铁却不然,正太路附近铁矿最厚的矿层不超过0.6米,且厚度不稳定,不规则,经济价值不大。这实际就是今天所谓的“古风化壳型”的“山西式铁矿”。他根据事实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的比较》,纠正了洋人的错误。

地质调查所的前身是1912年1月南京政府实业部下属的地质科和1912年4月政府北迁后的工商部地质科。但地质科时期,只能做些行政工作,谈不到实际调查。丁文江创办地质研究所的同时,加快实现由地质科到地质调查所的转变。这主要是因为,地质调查工作“与普通行政侧重簿书者不同,必须有专门设备及特别组织方克进行”。[34]前文已引,丁文江起草的《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提出地质调查试办期间,应筹设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团。此“地质调查团”,即半年后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前文亦已引述,1913年9月4日,工商部饬令矿务司筹设地质调查所并任命丁文江为所长。应当认定,这一天是地质调查所的诞生日。当然,地质科虽然已由科改为所,但该所仍隶属于矿务司,且无定员,办公地亦仍设于工商部内,其经费亦无定额。同年12月24日,工商、农林二部合并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遂改隶农商部矿政局,但人员、经费无定额等情形未变。丁文江的地质调查所所长一职亦由农商部部令于1914年2月19日重新委任;[35]因当时丁氏正在云南从事地质调查,农商部同时下达委任令:所长一职由章鸿钊暂兼代。[36]

工作经历

1917年丁文江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列席巴黎和会。丁文江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建议聘请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及当时在英留学的李四光到该校任教。

五、学有所成 回国建设

以后的历史证明,中国地质学会在中国地质事业中所发挥的推进作用远远超过了丁文江的期冀。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团体,她为中国地学界人士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知识、发表论文的园地,而《中国地质学会志》以反映地质科学最新、最高的研究成果为特色,被国内外广大读者视为中国地质界最高水平的学术刊物。

1916年他与章鸿钊、翁文灏一起组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担任所长。

导读: 主要成就: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代表作品:《芜湖以下扬子江流域地质报告》、《中国北方之新生界》
丁文江人物生平 少时留学 1887年,丁文江出生于江苏泰兴一个书香世家。

八、丁文江与地质调查所

一设地质研究所。调查地质着手之难,难于经费与人才……惟经验之才、技术之士,非作育于前,难收效于后。北京大学虽有地质一科,然不足以供地质调查之用者,其故有三:学生过于文弱,不耐劳苦……今拟由本部别设地质研究所,招中学毕业学生学业优异、体力强健者,期于三年内造就技士……

丁文江一生中曾多次成年累月地在野外奔波劳碌,搜罗第一手材料,从而著书立说。他早年带领学生实地考察时,就力倡“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之准则。他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典范。

丁文江在创办及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期间,非常重视野外地质调查、提倡出版物的系列化、积极与矿冶界协作和配合,并热心地质陈列馆及图书馆的建设。他担任《中国古生物志》主编长达15年,在地学界极有影响。

九、丁文江与北票煤矿公司

可见,由政府机关出面招生、授课以培养亟需人才,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国籍:中国

1911-1912年在上海南洋中学讲授生理学、英语、化学等课程,并编著动物学教科书。丁文江从事地质事业自与章鸿钊相识始。

二、巧遇伯乐 勤奋成才

前文已述,丁文江以重视实地调查着称。在1922年以前,丁文江是我国从事实地调查涉猎区域最广、花费时间最多、取得成绩最多的地质学家。他以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资格,走南闯北,用实际行动发挥着表率作用。1919年丁氏自谓:“……南游于滇黔,东游于皖浙,西至晋秦,东北至鲁,今年复游欧美。计先后居京师,实不及四载……”[54]黄汲清曾将他比作“20世纪的徐霞客”,而成就又远远超过徐霞客。今将丁氏主要调查工作胪列于下。

主要成就: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887年,丁文江出生于江苏泰兴一个书香世家。

一、绅士家庭 幼年好学

……自晨至夕无所事,觅图书不可得,觅标本亦不可得;出所携李希霍芬氏书读之,书言京西地质,中有斋堂地名,询之同官者,皆谢不知……余于张君有怨言。张君笑曰:“招君之来,正以是也。百物具备,焉用君为?且余固已有成议矣。”乃出示余吴兴章君鸿钊《中华地质调查私议》,议设研究所。[11]

毕业院校:格拉斯哥大学

1911年5月,离英回国,回国后在滇、黔等省调查地质矿产。

目录
丁文江大事年表

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在《中国》中这样评价中国人:“中国学人动作之迟钝……在他们看来,步行是降低身份,而地质学家的工作则是任何人都能简单从事的。”[56]应当承认,在民国以前,这样的评价大体不差。但是,当丁文江和他的同事、学生用广泛的实地调查做出大量让世界震惊的实绩的时候,也就等于宣示:李氏的评价已不再适用丁文江和他的团队。而丁文江所以能改掉中国陋习,这与他所受的正规、严格的西方科学训练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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